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努力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就算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不能转移人们对它的注意。根据一年前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年底之前要达成一项减缓全球变暖的新协议，以接替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达成过程之艰难曲折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正如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所言，“气候变化谈判已经成为继WTO之后世界各国之间最复杂、最高级别的综合较量”。可以想见，2009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与会各方同样面临一场硬仗。

毫无疑问，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排放大国的中国将会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积累科学数据，在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方面提出中国的方案，为未来的多边谈判作准备。10月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努力，以及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果，阐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

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在努力。11月上旬，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发布了《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这份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领衔完成的报告首次提出，以“碳”这一可定量分析要素作为硬性指标，对经济活动加以监测、识别和调控，建议在中国以省级为单位推行“碳源—碳汇”交易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将碳源开放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碳汇吸收能力作为一种收益手段，利用我国区域间碳源和碳汇拥有量的差异，使生态环境从无价走向有价。

项目组拟定了一套独立的计算方法，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碳平衡状况，即碳源量与碳汇量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而使生态受益区在享受生态效益的同时，拿出享用“外部效益”溢出的经济效益，对生态保护区进行补偿。这实际上是将碳源排放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将碳汇吸收能力作为一种收益手段，利用我国区域间碳源和碳汇拥有量的差异，通过有效的交换形式，形成合理的交易价格，使生态服务从无偿走向有偿。

项目组在借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有效经验后提出的架构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碳平衡模式，是建立中国碳基金制度和中国生态补偿金制度的基础。

中国碳基金的收取与支付操作模式设计为：若某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碳源总量高于碳汇总量，必须按照超出部分的比例，实施现金支付，直接缴入中国碳基金管理委员会，用于补偿碳汇贡献大的地区、用于国家推行清洁发展机制（CDM）计划、用于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等；而如果某省碳源总量低于碳汇总量，可以按照比例数额对其实施生态补偿、鼓励生态保护和增加碳汇。根据所设计的交易制度，除云南、青海和西藏可获得碳汇补偿金外，其余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应按比例上缴碳基金。

中国生态补偿金的收取与支付操作模式设计为：采用均值分层的办法，以计算得出的全国碳源与碳汇的差值为基线，超出均值的省份按所占比例缴纳生态补偿金，低于均值的省份按照所占比例获取生态补偿金。年度收取的生态补偿金不留存，当年收缴、当年发放。这有助于促进各省的生态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从计算结果来看，上缴金额前三名的是山东、山西和河北。以山东为例，缴纳生态补偿金的数额占该省GDP的比例是：低水平方案为0.11%，中水平方案为0.21%，高水平方案为0.32%；获得生态补偿金前三名的省份为西藏、青海和云南。经计算分析，须上缴补偿金的省份基本上为东部和中部省份，获得补偿金的省份多为西部省份。

项目组认为，我国碳平衡交易的实施必须强化政府的行政领导功能，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专家建议，应成立碳平衡交易领导小组，负责碳交易的战略和规划工作、低碳经济发展的立项和管理工作、碳交易的执行规划，以及协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碳交易过程中的组织、管理、仲裁和督察，确保碳交易工作的有序运转。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应该说在这5年期间，中国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包括《京都议定书》设置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排放贸易（IET）等，基本上都属于发达国家主导。因此，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需要在明年的会议上提出基于中国国情和保护中国利益、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有竞争力的方案。现有的工作成果应该说为方案研究，或者为国家和政府的决策在科学思路、科学方法上做了前提工作，从战略、政治、制度、组织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决策建议，为国家将来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提供了科学支撑。清华大学教授齐晔认为这个方案从战略方面勾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把全国各个省的碳源和碳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要素，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计算。而且保证了这个方案将来能够更新，在战略方面和技术层面两方面都有价值。

与会专家也指出，这个方案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方面的实际操作困难，即目前它所设计的激励作用能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它的具体实施要靠政府强大的效率，这其中的管理成本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正如潘岳所言，“‘碳排放’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于内于外，中国迫切需要一次转型”。尽管尚有不足，这份报告的出台仍可以看作是转型路上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来源：《科学时报》）